余華:愛情對于我來說就是相依為命
來源:《花城》 | 時間:2019年09月03日

余華

答意大利《共和國報》

《共和國報》:你住在哪里?是怎么樣的地方?可否像是小說開頭似的來描寫一下?還有,你渴望住在別的什么地方?

余華:我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住在中國南方一個只有八千人的小鎮上,那是三十五年前,當時我有一個習慣,當我構思的時候或者寫不下去的時候,我會走到街上去,身體的行走可以讓我的思維活躍起來,可是我的思維經常被打斷,因為在街上不斷有人叫我的名字。那個小鎮太小了,走到街上不是遇到認識的人就是見到見過的臉。十年以后,也就是二十五年前我正式定居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妻子在北京,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在街上一邊行走一邊想著自己的小說時不會被人打斷,北京的大街上沒有人認識我。現在我已經沒有這樣的習慣了,北京后來的空氣讓我養成了坐在門窗緊閉的書房里構想小說的習慣。盡管空氣有問題,北京仍然是我最喜愛的城市,因為這是一個誰也不認識誰的城市。

《共和國報》:你怎么變成今天的余華?(哪些人、書、經歷使你變成當下這個人?)

余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牙醫,每天看著別人張開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我非常不喜歡這個工作,因此我想改變自己的生活,我開始寫小說,很幸運我成功了,此后我的睡眠不再被鬧鐘吵醒,我醒來以后的生活自由自在。當然有很多作家影響了我的寫作,我的第一個老師是川端康成,第二個老師是卡夫卡,第三個老師是福克納,還有很多老師的名字,有些我已經知道,有些我以后會知道,有些我可能一生都不會知道。我曾經有過一個比喻,作家對作家的影響好比是陽光對樹木的影響,重要的是樹木在接受陽光的影響時是以樹木的方式在成長,不是以陽光的方式在成長。所以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納沒有讓我變成他們,而是讓我變成了今天的余華。

《共和國報》:最近有什么事讓你比較注重、吃驚?(可以是世界里發生的一件事或者你私人生活里的一件事。)

余華:俄羅斯世界杯結束了,開始的時候,也就是小組賽的時候,我看了一場又一場比賽,沒有看到意大利隊,因為我沒有關心此前的預選賽,所以我向朋友打聽,意大利隊什么時候開始比賽,朋友告訴我,意大利隊沒有進入俄羅斯世界杯,我很吃驚。當然中國隊也沒有進入,如果中國隊進入俄羅斯世界杯的話,我也會吃驚。

《共和國報》:你會在哪種情況下笑起來?你作品里經常使用諷刺手法,有時也帶有憤世嫉俗的味道,這是什么來源?

余華: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笑了。我經常笑,我和朋友們在一起時經常開玩笑,我和妻子兒子在一起時也經常開玩笑。我到意大利,和我的譯者傅雪蓮在一起時,我們互相開玩笑,一起哈哈大笑。我寫作時喜歡用諷刺的手法,確實也有憤世嫉俗的味道。我認為將憤怒用幽默的方式來表現會更加有力,看上去也是更加公正,而諷刺是表達幽默的直接手法,所以我寫作時總是讓諷刺進入敘述。

《共和國報》:什么時候、在哪種狀況下會嚇哭(真正地嚇哭)?有什么事使你感動?

余華:嚇哭?這個要到夢里去尋找,好幾年前有一個夜晚,我夢見自己死了,夢中的我只有十五六歲,還是一個中學生,有三個同學把我放在一塊門板上,抬著我往醫院奔跑,他們跑得滿頭大汗,而我被自己的死去嚇哭了,我告訴他們,不要送我去醫院,我已經死了。我的三個同學聽不到我的哭聲也聽不到我的話,我掙扎著想從晃動的門板上坐起來,可是我死了,坐不起來。然后我從夢中驚醒,發現自己還活著,我被活著這個事實感動了,這是令人難忘的感動。后來我把這個夢作為一個小說的開頭,這個小說寫了幾個月,沒有寫完擱在那里了,以后我會寫完它的。

《共和國報》:對你來說什么是愛情?作為作家和作為人對愛情有什么想法、看法?你相信婚禮嗎?有孩子嗎?

余華:愛情對于58歲的我來說就是相依為命,我和我妻子相依為命,我們有一個兒子,今年25歲。我們的家庭關系很好,我兒子是做電影的,我們經常在晚飯后一起討論一本書或者一部電影,這是我作為人對愛情的看法。作為作家對愛情的看法經常是不一樣的,因為小說的題材和故事不一樣,我在《兄弟》里描寫的愛情是美好的,但是在其他的小說里我寫下了對愛情的懷疑。

《共和國報》:文學或一部書是否教會你什么料不到的教訓(可以是小或者偉大的事情)?

余華:法國作家司湯達的《紅與黑》給予我很大的文學教育。小說里的家庭教師于連·索黑爾愛上了伯爵夫人,司湯達讓于連向伯爵夫人表達愛意的篇章是文學里偉大的篇章,沒有讓于連去找一個沒有人的角落悄悄向伯爵夫人表達,這是很多作家選擇的敘述方式,因為這樣寫比較容易,但是司湯達是偉大的作家,他需要困難和激烈的方式,他讓于連與另一位夫人和伯爵夫人坐在一起,當著另一位夫人的面用腳在桌子下面去勾引伯爵夫人的腳,這個篇章寫得驚心動魄。司湯達教育了我,一個真正的作家應該充滿勇氣,不只是政治上的勇氣,更重要的是文學敘述上的勇氣,就是遇到困難不要繞開,應該迎面而上;更為重要的是,司湯達告訴我,不要用容易的方式去寫小說,要用困難的方式去寫小說。

《共和國報》:什么是文化差距?雖然世界越來越全球化了,但是你還是會碰到什么文化差距?

余華:我說一個故事,我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出意大利文版和英文版以后,我遇到過兩位有趣的讀者,小說里的女主角許玉蘭傷心的時候就會坐到門檻上哭訴,把家里私密的事往外說,一位意大利朋友告訴我,那不勒斯的女人也會有這樣的表現;而一位英國朋友告訴我,如果他有這樣一個妻子的話,他就不想活了。文化差異在這里表現出來的都是理解,只是意大利朋友和英國朋友理解的方向剛好相反,我的意思是說,面對一部文學作品時,文化差異會帶來認同和拒絕,而認同和拒絕都是理解。

《共和國報》:你怕什么(請說說小事和大事)?

余華:我想了很久,沒有發現自己怕什么,我可以自由生活自由寫作,生活和寫作構成了我的全部。

《共和國報》:你怎么看你的年齡?跟年齡有什么關系?怎么保重你的身體?有否想戒除的惡習?

余華:我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正在遭受痛風的苦惱,腳趾的疼痛讓我不能走路,斜靠在床上回答這么多的問題,而且還要我回答得盡量多一點。可能是小時候的貧窮造成的原因,我每次吃飯一定要吃撐了才覺得是吃飽了,這個壞習慣始終改不了,痛風就是這樣出現的。我經常告訴自己,少吃多運動,可是我總是在告訴自己,總是沒有好好實行,能夠做到幾天少吃,幾天運動,然后又多吃不運動了。

《共和國報》:你和網絡、微博、新技術是什么關系?它們給你的生活帶來什么變化?

余華:中國人在吸收新的技術和新的生活方式時沒有任何障礙,適應的速度之快令人感覺到新舊之間似乎沒有距離,比如移動支付,短短幾年時間,阿里巴巴支付寶的APP和騰訊微信支付的APP差不多裝載進了所有的智能手機,從超市的收銀臺到辦理證件的收費窗口,從大商場到街邊小店,只要有交易的地方,都有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二維碼放在顯眼的位置,人們從口袋里拿出手機掃一下就輕松完成交易。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意識到自己在中國已經有一年多沒有用過現金,也沒有用過信用卡,因為手機支付太方便了。不少人上街時口袋里沒有現金也沒有信用卡,一部手機可以完成所有來自生活的需求。于是乞丐也與時俱進,他們身上掛著二維碼,乞求過路的人拿出手機掃一下,用移動支付的方式給他們幾個零錢。

《共和國報》:你那一代和年輕人這一代有什么不一樣?對于年輕人,你羨慕他們什么地方,不羨慕他們什么地方?

余華:1980年代末,我和我妻子還在談戀愛的時候,我們都住在集體宿舍里,沒有自己的房間,我經常在晚上帶著她去看別人家的窗簾,不同的窗簾在燈光的映照里感覺很美,我們很羨慕那些有房子的人,我當時對她說:我們沒有房子,但是我們有青春。我們現在有房子了,但是我們沒有青春了,所以我羨慕年輕人的是他們有青春。

《共和國報》:對你來說宗教是什么?你信上帝或某種“靈性”么?

余華:我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我是一個無神論者,我沒有宗教信仰,也許文學是我的宗教,因為文學里充滿了“靈性”。

《共和國報》:你怎么看男女平等的情況和發展?

余華:在中國,毛澤東時代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現在開始倒退了,比如就業,男性就會比女性的機會多,很多公司愿意招聘男性員工,他們覺得女性結婚生育以后重心會轉移到家庭上,從而不會那么認真工作了。事實并不是這樣,不少有孩子的女性仍然工作出色,但是社會上一直存在這樣的偏見。

《共和國報》:最近你對什么電影或電視劇比較感興趣?為什么?

余華:我不看電視劇,太長了,我沒有那么多時間去看。最近我重新看了塞爾維亞導演埃米爾·庫斯圖里卡的所有電影,因為他是我的朋友。

《共和國報》:未來有什么寫作計劃?現在在寫什么呢?

余華:我有四部小說都寫到了一半,我以后的工作就是將它們寫完。

《共和國報》:作為著名作家是什么感覺?

余華:感覺多了一些機會,如果我沒有名氣,那么我的書出版時不會像現在這樣順利。

《共和國報》:你利用最多的、并不缺乏的詞匯是哪一個?

余華:我現在用得最多的詞匯是“變化”,我剛剛為英國《衛報》寫了一篇五千字的長文《我經歷的中國的變化》。

2018年6月3日

本文節選自余華《一篇文章六個回答》,刊載于《花城》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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