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
林道靜:在歷史中不斷成長的女性主體
來源:文藝報 | 時間:2019年08月28日

文/楊希帥

在十七年文學中,《青春之歌》是少有的一部以知識分子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這部帶有作者楊沫自傳意味的作品一經問世,不僅受到廣大中國讀者的熱烈歡迎,在日本也引起了青年人的熱議。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任何一部當代文學史著作都會把它作為十七年時期的文學經典之一進行講解。事實上,小說中林道靜與余永澤的愛情故事很容易讓人想到晚清到五四時期風行一時的鴛鴦蝴蝶派小說,林道靜與盧嘉川的感情糾葛則更像是歐洲浪漫騎士小說的革命版本。但是,在我看來,《青春之歌》的經典性在于它塑造了林道靜這樣一個在歷史中不斷追求成長的女性形象,而她的成長在某種程度上隱喻了作為個體的女性和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的命運走向。

楊沫

我們知道,現代中國的兩大主題是啟蒙與救亡。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啟蒙的要義是建立個人的現代性。因此,現代文學初期特別注意書寫個人與家庭的沖突,力圖使個人從家庭的束縛中擺脫出來,巴金的《家》突出表現了這種思想意識。在討論個人啟蒙的過程中,女性的個體命運也浮出地表,成為當時的作家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這里面的契機是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國的上演,它引起了人們對出走的娜拉的命運的思考。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中預言,娜拉要么回來,要么墮落。很明顯,魯迅對走出家庭的女性命運持有比較悲觀的態度。魯迅的悲觀不僅體現在他的雜文中,而且體現在他的小說《傷逝》中。走出家庭的子君與涓生結合后,很快就因為無愛而重新回到了舊家庭,最后郁郁而終。但是,女性在現代中國的命運走向恰恰不是沿著魯迅的預言走的,一批批覺醒的女性個體最終通過參加社會事務甚至革命,使自己不斷成長。從某種意義上講,《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個人成長就是現代中國女性人生道路的縮影。

小說一開始,出走家庭的林道靜是一個尚未被啟蒙的少女。此時,等待她的是北大學生余永澤。通過他,林道靜受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余永澤的書單中有《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茶花女》以及拜倫的詩歌等,我們從中看到了新文化運動中個人覺醒和個性啟蒙的影子。正是這些19世紀的人道主義思想給予了林道靜力量和勇氣,使她最終擺脫了舊家庭的束縛,與余永澤住在一起。然而,對于現代中國女性而言,僅僅從舊家庭中逃出是遠遠不夠的。重要的是,女性如何以一種主體的姿態參與到社會和國家的事務中。如此,女性的個體解放方能與國家的救亡事業融入到一起,獲得更高的意義和價值。而現實卻是,受到五四新文化啟蒙的女性剛從舊家庭出走,又回到新家庭中去了。此時,新家庭便不再具有解放的功能,相反成為了阻礙新女性走向社會的力量。作為女性個體,林道靜與余永澤結合之后,面臨的困境便是如此。顯然,不斷追求進步與成長的林道靜無法忍受這種情況。因此,當共產黨員盧嘉川出現在她的生命中,她很快就受到了新思想的吸引。這種新思想的主題是階級、救亡、革命。毫無疑問,對于林道靜而言,它們堪稱又一次思想啟蒙。只有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禮,她才能與余永澤分道揚鑣,沖破新家庭的藩籬,走向社會,與歷史同行。事實上,林道靜的“左轉”也是20世紀30年代青年大學生思想轉變的象征。“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入侵,國家日益危亡,當時大學生紛紛傾向于左翼思想。因此,《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思想和人生轉變既是對現代女性個體命運走向的實錄,也是對從啟蒙到救亡的過程中青年思想變遷的記錄。

《青春之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眾所周知,《青春之歌》前后有兩個版本,一個是1958年的初版本,一個是1960年的修訂版。兩個版本差異很大,修訂版增加了林道靜在農村生活的七章和組織與領導北大學生運動的三章。在我看來,增補的內容對于豐富林道靜這一人物形象是非常必要的。從現代中國女性成長的角度看,女性成長的真正落腳點必然是社會實踐。因此,對于女性個體而言,思想啟蒙僅僅是成長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步驟是將思想化為實踐。只有在實踐中,思想才能找到落腳點,女性也才能真正地參與到社會變革當中去。同樣,對于林道靜而言,盧嘉川的任務僅僅是完成對她的思想啟蒙。小說中,盧嘉川很快就犧牲了,替代盧嘉川幫助林道靜繼續成長的是江華。與盧嘉川不同,這是一個革命經驗非常豐富的共產黨員。正是在他的幫助和帶領下,林道靜得以真正地了解中國的現實和革命并投入其中,成為一個革命者。所以,回顧林道靜的成長之路,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出現在她生命中的三個男性余永澤、盧嘉川和江華,具有不同的思想性功能。余永澤的人道主義思想幫助她擺脫了舊家庭,使她獲得個人意識;盧嘉川的階級革命理論讓她走出新家庭,走向了廣闊的社會;江華的革命實踐意識則幫助她第一次關注了中國的具體現實,并參與到改變這一現實的革命進程中。在與這三位男性的交集中,林道靜實現了自己作為一個女性個體在歷史中的成長。

這是從女性成長的角度來看小說增補內容的合理性,楊沫本人對此也有自己的解釋:“這些變動的基本意圖是圍繞林道靜這個主要人物,使她的成長更加合情合理、脈絡清楚,使她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變成無產階級戰士的發展過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堅定的基礎。”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楊沫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變成無產階級戰士”概括了《青春之歌》的主題。也就是說,林道靜的成長之路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成長的隱喻。從中國革命文化的角度看,如果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參與到革命進程中,需要一個改造的過程。對此,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很明確的說明。在這篇經典文獻中,毛澤東首先肯定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一個革命的階級;但是他又指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果不能與工農結合,不能自我改造,是沒有前途的。所以,在中國革命文化里面,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無產階級戰士之間是存在差距的。如果前者想要轉變成后者,就要有一個與工農結合的過程。在這一意義上,修訂本增加林道靜在農村的生活經歷就顯得合情合理了。當然,我們不能說,楊沫如此寫林道靜僅僅是為了符合革命文化邏輯的要求,而不符合現代知識分子的真實命運。事實上,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一開始就有一種與工農結合的沖動。早在上世紀20年代,一些人便喊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大量的知識分子真正深入到民間,與工農結合在一起。這都是歷史上真實的存在。因此,《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成長道路便不僅僅是革命文化邏輯的演繹,更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

電影《青春之歌》劇照

上世紀90年代以后,十七年文學重新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一大批學者對它們進行了“再解讀”。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青春之歌》也受到了一些學者的青睞。正如本文開頭所言,我更愿意把這部小說的經典性落實在這樣一點,即它以一個在歷史中不斷追求成長的女性形象林道靜隱喻了作為個體的女性和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的命運走向。而從當下語境出發返觀這一經典人物形象,她對于今日女性和知識分子的人生選擇仍然具有很大的思想意義和價值。

作為一個女性,在個人成長方面,林道靜始終把自己的命運與社會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并朝著兩者融合的方向邁進。因此,對林道靜而言,個人的啟蒙與國家的救亡是一體的。并且,階級、革命和救亡意識的覺醒是一次更大的思想啟蒙。正是基于這第二次啟蒙,她才能把真正的個體生命投入到社會事業中去,實現女性個體的人生價值。與林道靜相比,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女性主義者在強調女性解放時,往往在女性個體與社會之間建立了一個二元對立的關系。其基本邏輯是,因為社會是男性的社會,而男女之間是對立的,所以女性與社會也是對立的。既然女性與社會也是對立的,那么她們便更愿意強調女性要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房間,卻往往忽視女性和男性一樣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無法脫離具體的社會而存在。在這樣的思想影響下,中國的女性逐漸與社會相隔絕,變成了更加孤獨的個體。如此,封閉性的女性個體不僅無法從整體上分析自己的命運,更無法從社會方面獲得自我解放的資源和力量。從這個層面看,林道靜的女性成長之路恰恰是今日女性的鏡鑒。她啟發我們,女性在獲得了自己的房間以后,重要的不是把自己封閉在里面,而是走出房間、走向社會,積極參與社會和國家事務,取得拯救和解放自己的力量,實現女性個體的人生價值。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林道靜之所以能夠不斷進步和成長,是因為她有勇氣走出自己狹小的經驗世界,走向更廣闊的社會人間,與無窮的陌生人發生切膚的關聯,從而開拓自己的人生邊界。她的這一精神正好是今日青年知識分子所缺失的。在當下社會,青年知識分子一般囿于學校所培養和塑造的個人經驗和書本知識,很難走出舒適區,去實踐一些能夠豐富自己人生體驗的事情。從反思當下青年知識分子的角度看,林道靜的人生選擇對我們不乏啟發。她告訴我們,知識分子只有走向社會,讓自己與社會國家發生正面的、積極的關聯,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成長。

事實上,十七年文學的一大特點便是它著力塑造超越個人的主體形象。《紅巖》中江姐和許云峰便是這樣的主體形象,《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也是一個不斷超越和克服個人的主體形象。正是在對個人的不斷超越中,作為女性個體和知識分子的林道靜在歷史中獲得了成長。對于這種超越個人的主體性,我們一方面要看到它的危險,即它很可能產生一種對個人性的壓抑和控制機制。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它的優點,它可以使個人與他人、社會和國家產生有效的關聯,讓個體在集體中實現自己的價值。而這,也是今日重讀《青春之歌》以及理解林道靜這一經典人物形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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