諶容:以我筆寫我心
來源:光明日報 | 時間:2019年08月28日

文/陳慧娟

84歲的她,曾寫下《人到中年》。巴金、孫犁等一批大家對她的小說交口稱贊,黃永玉主動給她的作品插畫,但即使在最火的時候她也鮮少將自己暴露在公眾視野中。巴金曾說:“作者的名字應該署在作品上。”她非常贊同,并嚴格遵守。

見面的這天,她凌晨2點睡的,起床時已中午12點。起床后,她一邊坐在沙發上聽古箏曲,一邊擺弄著手提電腦看看股市行情。見面約在下午3點——股市停盤的時間。這猶如年輕人的作息是84歲的諶容“隨心所欲”的日常。

諶容曾經寫下《人到中年》。中年時,她已是最知名的女作家之一。巴金、孫犁等一批大家對她的小說交口稱贊,黃永玉主動給她的作品插畫。可即使在最火的時候,她也鮮少將自己暴露在公眾視野中,近年來更是近乎消失了。巴金曾說:“作者的名字應該署在作品上。”她非常贊同,嚴格遵守,盡量謝絕采訪、上封面、上鏡頭、介紹寫作經驗。能見到她的原因,一定與作品有關——她的六卷文集即將出版。

成套的文集她沒出過,這一次也是在老朋友們的大力“鼓動”下,出版社積極聯系,才有此一套。“我跟出版社說,出我的文集要賠錢的。”諶容朗聲笑說。舒展的面容,利落的短發,看得出年輕時做演員也足夠的美貌,而曾經標志一樣的黑眼圈看不出了。

黑眼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身體不好。年輕時因為原因不明不時發作的暈厥,她從中央廣播事業局被調到教師崗,最后被放了病假。細膩的情致、好勝的性格、對文學的喜愛和因病而來的寬裕時間,將她推到了寫作的道路上。

曾經她病到沒有力氣為自己的選集寫一篇不足千字的序言,但這樣的身體里蘊含的能量驚人。

在20世紀60年代的特殊歲月,她一邊下放勞動一邊“秘密”在油燈下忘我地寫作。因為家庭出身的原因,寫出的長篇小說不允許出版,她憤而為自己爭取權利。

70年代末,社會思潮尚在搖擺,知識分子在文學中還是“被改造者”的形象,她以知識分子的擔當寫知識分子的處境,敏銳觸及了當時十分敏感的知識分子政策問題。對這個群體的“理想、志趣、甘苦和追求”、他們內心深處的感情她理解得透徹、表達得傳神。她自認并沒有考慮要“揭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問題”,只是根據生活中的感受,“不用刻意體驗、收集,身邊全是知識分子”。

《人到中年》引起了全社會的大討論,時而贊譽有加,時而開會批判。掌聲和批評,她照單全收,然后繼續堅持以我手寫我心。

“每走一步都是‘置之死地’而又起死回生。”誠如她所說,年輕的人已經難以感受這份堅韌、認真可能會招致怎樣的災難,但不難感受到她對寫作的珍視更甚于個人安危。

這份珍視,使得她在那個粗糲的、去個人化的年代,保留著斗爭的勇氣。同樣被保護著的是自己作為人的真心、作為作家的敏感。

如今雖然體力無法滿足創作的需要了,可這份敏感仍在。

她隨口聊起一部20世紀90年代寫的電視連續劇《懶得結婚》,笑稱“沒什么反響”,可電視劇中的現象如今已經得到印證。

這也許來自于她總是樂于接受新鮮事物。西方哲學思潮傳入中國,她研究薩特的思想,寫了一本小說叫《楊月月與薩特之研究》;寫作的工具1993年就換成了電腦;寫書法、畫畫是她的愛好,可也不耽誤她現在玩兒微信、刷朋友圈、吃燒烤、網購。

盡管時光在她身邊流逝得似乎慢了下來,但這個身體已經做過三次手術:心臟裝了兩個支架,膽摘了,脊柱也動了大手術。被改變的還有點其他什么。

曾經,她作為一個作者,“最大的快樂莫過于讀者喜愛自己的作品”。如今她也淡然了,“忘了我就忘了吧”。作為一個反映人生和社會問題的作家,她心里很清楚,“社會的問題已經變了,下一代人永遠在叛逆上一代人,因為時代在發展,要承認這一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際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歡。我作為一個作者,盡到了自己的責任,非讓人家看我的小說,沒道理。”

她越來越成為了“散淡的人”。

在新文集中,她給自己寫了小傳。20世紀80年代,她曾寫過《并非有趣的自述》,其中被她用“冷峻”概括、幾行字帶過的童年回憶如今延展成了兩頁的細節,有看過的水車、吃過的冰激凌;而原本在12節自述中占據了5節的出書波折,則略為一段話。

時間被放置在更長的刻度上,她在歷史的細節里體味悲歡。

書房中新增了一排書柜,里面放著成套的書,以歷史書為主,她指指右下角一層放著的字典自嘲:“你看我字典多,因為我不認識的字多,看古書經常要查。我們這一代作家是時勢造就的,跟上一代學貫中西的大家比差遠了,忝為作家吧。”

她總不忘用幽默消解一些沉重。

少年時她隨著風雨飄搖的國家飄搖;中年時“一手拿盾,擋著明槍暗箭,一手握筆,趴在稿紙上”;晚年在一個月內相繼失去丈夫與長子。人世間的悲苦她悉數嘗盡,而堅強是骨子里的。

聊了4個多小時的天,諶容談笑風生,煙不離手,看過來的眼神始終堅定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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