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真實生活大冒險
來源:文藝報 | 時間:2019年08月23日

網絡社交平臺逐漸侵占式地介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微信朋友圈為例,從誕生之初的私人關系維系到現實生活的線上展示再發展到朋友圈辦公,如今大多數人全然倚賴這個線上窗口交換信息。朋友圈設計的初衷自然是落在“朋友”二字。稍加回顧,朋友圈出現之前,人們是怎么交朋友的呢?除了書信往來的神交之友,大多數友誼的發生和維系都需要一個場域,一個實實在在的空間。往遠了說,嵇康、阮籍、山濤幾人常聚竹林之下,喝酒縱歌,摳虱談玄,世人也便以“竹林七賢”命之。無論是山間水畔,還是炕頭田壟,人們過去總是需要處身實在物中去維系關系。朋友圈誕生前,舞廳比較典型,人們根據跳舞喜好和水平找到同好,跳舞一度成為人們最熱衷的社交方式。現在,這種功能被朋友圈承接了過去,朋友圈成了最為普遍的社交場所。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但凡線上可操作的事物都被挪上網絡。唱歌,有“唱吧”“全民K歌”等APP,不僅能唱還能給朋友送“花”;買菜,有各種派送平臺,讓一些在菜市場社交的老年人也失落了;學習,各種線上教學琳瑯滿目,屏蔽了孩子認識新朋友的部分途徑。當實在物轉移為虛擬空間,我們自身的虛擬性也在驟增。我們在線上建構另一個身份,讓名字成為互聯網里的一個符號。甚至有時候,在虛擬展示面前,真實行動的意義都要做出讓步。沒開微信計步器的那一天,兩萬步或許白走了?沒有拍照發朋友圈的火鍋,或許白吃了?在“朋友圈時代”,我們有必要注視并探討這些新變化。

本期邀請到青年批評家叢治辰、巴黎高師法國當代哲學國際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員秦三澍、長江文藝出版社編輯王蘇辛一起談談“朋友圈”,他們從不同角度貢獻了精彩見解。我們四人身處三地,可當微信公眾號將這一期發出來時,我們將同時出現在一個地方。

——主持人 宋阿曼

對一個文藝工作者微信朋友圈的文本分析

叢治辰

《文藝報》的編輯老師突然致微信跟我約稿,希望我談談對微信朋友圈的看法,理由是:“大家都覺得你發朋友圈還挺多的,應該頗有心得。”這話叫我深感慚愧:一個正經的文藝工作者,理應為文藝事業殫精竭慮廢寢忘食操碎最后一片心,哪會天天發什么朋友圈啊!痛定思痛,我深刻反省了一下:自己到底在什么時候會樂此不疲地發朋友圈、死皮賴臉地回朋友圈,或者盯著朋友圈刷個沒完直到大拇指抽筋呢?大概是三種情況。其一,乘坐某種交通工具在路上無所事事的時候。玩朋友圈總得有閑工夫啊!但其二則完全相反,是事情多得讓人喘不過氣的時候。比如欠著這篇文章編輯老師發來火鍋圖片意思是再不交稿就要把我下鍋煮了的危急時刻,我還忙里偷閑發了一條撒嬌的朋友圈,倒不是泰山崩于前我能面不改色,實在是瀕臨心理崩潰打算破罐子破摔。其三是夜深人靜四下無人的時候。但凡有個人聊天,誰會捧著手機玩這些虛頭巴腦的啊!不過我知道,很多人在聚會時也會拿著手機挪不開眼。說真的,偶爾我也很想這么干,但終究是慫,擔心眼前人怪我失禮。但那種身處人群之中的孤獨,我懂。所以想來想去,無論是閑暇時如廣漠般的無聊、泰山壓頂時的歇斯底里,還是或被動或主動的孤獨,玩朋友圈的心情都夠值得同情的。由此看來,我們的朋友圈看上去熱鬧得很,其實是聚集了巨大的蒼涼。

這么一想,一篇原本可以很輕松的文章一下子變得沉重起來,反而叫我沒法下筆了。在別人有意無意地強作歡顏或堂正時去戳人家的軟,顯然非常討厭,會招人恨的。我這個人慫嘛,不到萬不得已不干這種事,所以朋友圈也頂多嬉笑,很少怒罵。但要拿自己開刀,袒露心扉,又實在心有不甘。可憐一個兢兢業業的文藝工作者評論寫久了,沒個靶子又實難成文,正抓耳撓腮時突然想起編輯老師來:冤有頭債有主嘛,而且這種得罪人的事必須殺熟啊。編輯老師雖是老師,所幸年齡相仿和藹可親,何況她可見的朋友圈只有8條,簡直就是為本文量身打造。所以下面我打算以其朋友圈為例稍作分析。

編輯老師的第一條朋友圈發表在2019年2月21日,是新科茅獎得主李洱的一篇訪談,彼時正是《應物兄》上市不久,引起廣泛關注的時刻。訪談并非《文藝報》發表,而是《文學報》的稿子,可知這條朋友圈與工作并無直接關系。可以推想,此時編輯老師大概也讀完了這部小說,故轉發以示態度。很顯然,這條朋友圈表現的是她個人的閱讀趣味。通過轉載和發表文章彰顯自己的審美情趣和判斷力等精神指標,當然是朋友圈的重要功能之一。面對面的交流雖直接卻膚淺,你得和一個人相見很多次,才能對其稍有了解。朋友圈卻能讓時間慢下來,讓表達得以駐留,把一個人的精神內面充分暴露。所以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樣的習慣,每加一個好友總要先翻翻他(她)的朋友圈。不過這也存在兩種危險。一來,知人知面尚且不知心,何況有了一個時間差,更可作偽,一個人完全可以在朋友圈塑造個不同的自我出來。不過假的終歸是假的,只要仔細辨別,不難看出破綻。二來,正因為朋友圈能暴露一個人的精神內面,所以也就很容易暴露智商,看破別人是個大傻子或被別人發現自己是個大傻子,或至少氣味不投,都很容易讓友誼破裂。對此我的辦法是,轉發文章一定要先看完,這樣就算遭人唾棄,至少也不冤枉;但是能不評論就不評論,這樣被人譏嘲時還可以嘴硬說此乃供批判使用。

編輯老師的第二條朋友圈是某畫展的九宮格照片,這當然也表現了她的審美格調——這可是個有著高尚藝術情操的人啊,這畫家我都沒聽說過,人家好像熟得跟街坊似的,而且畫確實不錯。不過我總懷疑這和她的采訪任務有關,也就是說,這是一條工作朋友圈。通過朋友圈發布工作信息,也是微信里常見而令人無奈的景觀。前幾天茅獎剛評出時,朋友圈除了相關信息簡直看不到其他內容。(亦可見我的交際何等專一而狹隘,一嘆)不過鄭重聲明:我對此絕無半點微詞,畢竟我也可以腆著臉說自己是文學共同體的一份子,當此盛事,理當刷屏。但如果你恰好同時認識另外一個行當另外一個公司的十幾個人,他們公司搞啥活動時你一定會深感痛苦,就好像你朋友圈里全是微商似的。而且有些人的朋友圈除了工作信息別無其他,不是不發,就是把你屏蔽了,遇到這種情況我就會果斷反屏蔽,反正人家也沒覺得除工作外還有必要和你有啥感情維系。好在編輯老師并非如此,她的8條朋友圈里只有3條與工作有關,而且你都可以猜出原因:一條寫貝聿銘的稿子,首先的確寫得好,二來顯然該作者和她不熟,總要套套近乎表達感謝;還有一條,就是咱這版面的廣告了,可見編輯老師對本版之重視——所以熬通宵我也得把她的朋友圈翻完。

編輯老師的第三條朋友圈是一則文學活動報道,她是嘉賓。這沒啥可說的:朋友圈的傳播范圍盡管封閉有限,但也算是個分眾自媒體吧。自媒體不宣傳自己宣傳誰?自己辛辛苦苦寫的文章、車馬勞頓參加的活動,乃至于受到的禮遇,結交的名人與大佬,當然應該展示出來。但宣傳這種事,得有尺度有策略,越是自我表現,越要曲徑通幽。想我當初少年時,凡有活動必曬桌牌,凡有自己的文章必定轉發,惟恐錦衣夜行,現在想想,實在是沒見過世面——得挑著曬含蓄地曬啊!編輯老師就曬得妥帖:一篇官方報道,既專業又權威還顯得上檔次,發出來后不配任何評論,淡然得像和自己沒關系一樣,卻又充分表達出對主辦方的尊重和感謝。除此之外,還配發一條共同與會者的文章——你發別人的文章,人家才會發你的,自己宣傳自己,和朋友宣傳自己,哪個更好?當然,這種分析,必是小人計較,編輯老師絕無此意。

余下兩條朋友圈是風景與靜物的照片,張張美麗,令人心曠神怡。讀圖時代都快成為過去了,朋友圈發圖乃是常態,所以我們總是有幸看到那些像本人或不像本人的人們,在照片里帶我們走遍名山大川,吃遍山珍海味,過一種朋友圈里才有的生活。與之相比,編輯老師發的圖實在可以算是文藝小清新了。不過和主要由文字構成的其它6條相比,這兩組圖片依然顯得扎眼,有點迫不及待的意思,好像在召喚著誰誰:快來看啊,我發朋友圈了。這讓我在心里突然壞笑了一下。朋友圈有一個特別大的好處,就是當你很想和一個人講話卻又不知如何開口時,可以把召喚的信息無差別發給所有人。若是解人,自然會心,必來問詢;若非良人,也免去了尷尬。可惜的是,不是所有召喚都有回應;同樣可惜的是,有些人回應了,卻不知自己根本不是召喚的目標。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足可悲哀。

編輯老師的8條朋友圈已經看完了,但其實還有一處可以分析,那就是底部那條橫線,橫線上寫著“朋友僅展示最近半年的朋友圈”。有些人沒有這條橫線,有些人展示一個月,有些人僅展示3天。這條線就像一道分水嶺,切割了時間,也切割出一個人對世界的開放程度和對過往的悔恨程度。這就好像總有一些文學創作者會頗悔少作,不愿別人也不愿自己再去回顧。仔細想想,在蒼涼處幻化出熱鬧,本來不也正是文學的某種本質嗎?在此意義上,朋友圈根本就是和文學同構的。回顧一下8條朋友圈,再想想文學,我們會發現,選擇一位文藝工作者的朋友圈來進行分析,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我們的朋友圈

王蘇辛

被約寫關于“朋友圈”的文章,讓我甚是惶恐。這起碼證明了,我愛發朋友圈這件事已經人盡皆知了。有人說,除了那些需要公之于眾的東西,愛發摻和私人情緒的朋友圈都被認為是不獨立的表現。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我可能是特別不獨立的那種。

我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參與了互聯網從小眾到大眾,再到日常化的過程。見證過論壇時代的版聊,見證過互相交換QQ號的瞬間,見證過微博、豆瓣、校內網、ins等的點贊、推薦……一句陌生的言論,可以讓人交到朋友,一張陌生的照片,可以收獲獨特的共鳴。再后來,信息流積攢的厚度讓人既感到澎湃,又感到習慣,那些熱絡的互相問候,全變成無需言語的點贊。分享從熱忱到靜默,我們這代人和我們前后的人們,也在這個過程中,漸漸記錄和完成著自己精神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蛻變。

這種蛻變跟社交網絡并沒有太大關系,社交網絡只是把精神從內部拉到了外部,也是在外部的這個內心世界,促成了這個全民大分享時代,推動了許多個體的人們精神上的變化。只是這一切變化,在微信和朋友圈普及之后,被壓縮和凝練成了更加無法回避,和更加具體的網絡社交精神。而這個精神指引下的我們,把所有在前面10年,甚至20年學習到的自我保護和自我防御,乃至我們內心的冰冷和善意,都一條條化作具體的精神規則,協助我們進入一個更加熟悉,更加“險象環生”的成熟世界。

我們謹慎點贊,篩選分組,考量言辭。能私聊的,往往不會版聊。即使是無傷大雅的版聊,也像一粒粒微縮飯局,照顧情緒的,插科打諢的……偶爾出現言辭過于懇切的,往往還被覺得破壞氣氛。還有一些根本無法適應朋友圈氣氛的,干脆一條也不再發,畢竟,設置“僅三天可見”還會被認為矯情。

網絡從一開始打開陌生人的界限,漸漸變成聯系熟人和工作伙伴的工具,再接下來,更多人走進朋友圈,把朋友圈的空間變得無限大,把可說的話變得無限窄。社交網絡從基礎圈一點點腫脹成巨大的行業內部交流群。一些隨著成長漸漸遠去的人,始終不熟悉的人,被紛紛設置成“不看他的朋友圈”。而我們自己,甚至早已經被許多不同的篩選機制拉黑到另一個世界。

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朋友圈。我始終記得,我在朋友圈看完了一個同齡女孩的青春期。從她到美國留學,與男友分手,在不同的州之間搬來搬去,直到在網絡結識北歐的男友。一場看起來遠距離不現實的姐弟戀,竟被修成了正果。這種分享傳遞著某種溫暖與艱難,不能以不懂得保護隱私去批評。我也始終記得,幾個電影愛好者通過朋友圈發現的有相同喜好的共同好友,一起組成了一個放映交流會。還有一些言辭激烈的交鋒,甚至因為其中出現的金句,不得不截圖,存在不同的手機里。在此時此刻的世界,只要我依然關心外面發生著什么,我就依然是一個忠實的朋友圈閱讀者。

看那些社交假面下的深層真實,看那些謊話背后的善意欺瞞,也有少量直來直往的正面沖突,全都讓人看到人性不同層次的灰色和明亮。還有一些人際關系深處的小陰謀,因為其背后復雜的原因,也變得又灰蒙蒙又可愛。朋友圈是一個小世界,我們想看到什么,就能從中看到什么。大部分時候,不是外界的信息改變了我們,而是我們相信的事物始終跟隨我們,記錄我們的節點、嗨點、萌點、笑點、嚴肅點。

在這個信息滾滾向前的時代,翻出一兩年前的朋友圈都如同考古。人內心的一切變化,都有了記錄和發現的空間,而這些變化其實常常被我們自己遺忘。所以重復犯錯,所以在虛幻的公平和競爭中,我們重復著一個個不對稱的自我,但實際上都是自己早已經埋下的因果。

有時候,相比那些熱衷發朋友圈的人,會更關心那些一句話也不說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也許他們的腦子空蕩蕩,也許他們沉迷于游戲和戀愛。更可能,他們只是不想跟朋友圈里平庸的我們對話。也許只是怕爭吵,怕隱私的泄露,謝絕任何分享,保護自己的精神不受傷害。有時候我也羨慕那種可以憋住一句話不說的行為,只是既然做不到,那起碼要做一個不管說什么,都可以自圓其說的人,都可以忠誠于內心的人。

“寫屏”:一種文學的藥

秦三澍

手指輕滑屏幕,打開iOS每周給我發送的APP使用時長報告,微信總是毫無疑問地拔得頭籌。它之于我,就像是象征性人際關系的總和。朋友圈不斷蹦出的小紅點總讓人手癢地刷上半個小時,為的是能和朋友們遠程獲得一種參差的共時性,不過我們也必然共享同一種代價:為這半小時的流逝深感憂郁。我在過著一種超真實(hyperreal)的生活——“比真實更真實”。我常一怒之下擺脫社交媒體對我注意力的占用,做一個20世紀作家,在某個法國南部小鎮咬著筆頭給友人寫信。但同時我又深深地懷疑,當代互聯網隱士的美德又能怎樣回應海量信息與數據對時空造成的侵凌?

作為早期“90后”,我在千禧年初親證了互聯網的普遍化應用,我們從古典的紙媒時代一下跳進光電速度帶來的眩暈感之中,同時,認知技術、讀寫技術以一種不可預期的速度發生著劇變。這是維利里奧的“光速世紀”,也是斯蒂格勒所謂的“超工業時代”:技術已然成為知覺意識延展部分的器官,控制論、大數據與社交媒體的數碼化在塑造著個體的感性生活。算法社會炮制出新的政治經濟學,無論我們的寫作與藝術創造,抑或現實中的所有社會交往實踐和娛樂生活都被技術重新塑造。

就連藝博會這種充滿著老派精英氣味的場所也被虛擬化了,譬如ART MOMENTS 2019朋友圈藝博會:你可以平躺在家,用手指滑動屏幕“云觀展”,免去了在現場摩肩接踵的尷尬。從存在論的角度看,遠程登錄的在場與肉身在場具有了同義性與等效性,我們通過對屏幕一次次點擊,辨認出存在的涌現和事件的到來,在一種光速電子瞬間實現在場,這種“實時”世界的遠程在場亦即維利里奧所說的“速度透視”。技術在使主體的速度倍增之際,也使得我們將對現實的地形學記憶與符碼錯置、顛倒了。

屏幕已然是斯蒂格勒所說的那種體外的“記憶裝置”,如網膜般地包裹、連通著我們,并且持續生成著當下的世界秩序,它關聯著的電視、手機、電腦和全球定位系統全都與我們唇齒相依。在數碼資本主義的算法治理術中,用戶就像蛞蝓一樣,作為痕跡的生產者被精準地追蹤。搜索引擎會把個人所有搜索的關鍵字記錄在服務器中,并關聯到個人IP或者網卡MAC,定點投放廣告。云存儲時代,你一生數據的持留將成為永久漂流的互聯網遺產,被定點打撈并生產成新的前攝。甚至在社交媒體所造就的“后真相”時代,用戶的動態更新被算法用來定向推薦,你在被自媒體的數據“個性化”的過程中成為了它心照不宣的共謀。斯蒂格勒認為,這種“記憶外在化的技術”會導致普遍的人的無產階級化和“象征貧困”,即個體的感性生活被技術機械性挾持,從而造成“短路”。

當個體的日常被算法體現為“數據”,又該如何看待社交網絡中的“友愛”?至少在傳統意義上,“友愛”恰恰是文學書寫發生、轉移和產生“效用”的情感場域。點開微博、Instagram或者臉書這類SNS網絡,它們總是孜孜不倦地向你推薦“可能認識的人”;在即時聊天窗口和事件流的切換、滑動中,人類的主體間性與互動交往也被數字網絡和信息技術所改造,人際交往中頗為復雜的預期被拆解成好友互動次數、媒介場景關系度、地理位置相關度。當我們被朋友圈刷屏轉發的熱門文章抓取了注意力,當我們聚焦在同樣的時間客體上并為之感動,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的感性能力正被數碼技術外在地操縱?

作為寫作者,我們最關心的自然是“云寫作”之于寫作生態的影響。有趣的是,社交網絡時代的詩歌寫作或多或少恢復(或者戲仿)它的紀念碑性,這或許因為詩歌具有高度辨別性的文體形式,誤打誤撞地成為了某種潛在地具備動員性的“文案”,屢屢在各種紀念日作為輔助性的注釋,用來提供抒情的材料。Instapoet(這一生造詞的字面意思是“Instagram式的詩人”)可能是社交媒體式寫作的一個典型案例。自2017年以來,Instapoets的作品就占據了美國暢銷榜的半成左右;而對應到漢語語境中,他們顯然是指“朋友圈詩人”或“公眾號詩人”。

他們深諳朋友圈詩歌的“軟文寫作術”,即某位知乎答主口中的“三點一線”:癢點(讓消費者想象到的優良體驗)、痛點(無法獲得該功能會產生怎樣的痛苦)、利益點(解決方案),以及故事性(熱點、沖突、懸念、爭議等)。與那些崇尚文學書寫之物質感、過程感的寫作者不同,我將注意力放在了朋友圈詩歌帶動的一種文學性的普遍推廣。盡管不少批評者謂之為廉價,但社交媒體帶給人的賦權式想象,的確幫助“文學性”進入了一線的寫作現場。我們時而驚呼:進入新世紀,我們的作品越來越虛弱地偏離了文學性。然而,恰恰是朋友圈詩歌的誕生分流了曾經依附于所謂嚴肅文學作品之上的文學性,從此,文學性也可以像一群有益的細胞流淌在血管般的電子精神快銷品內部,從而準許文本性對文學性的悄然取代。

因此,我既不贊同硅谷主義者對“技術轉向”的沉溺,也不想回到傳統人文主義話語對技術的前置性焦慮之中,因為我們的存在本身已經與技術一體化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諸如微信朋友圈之類的電子媒體也是“藥”,存在著毒化與解毒的雙重契機。要用屏幕去活或者生活,因為我們不能從中脫身,也無須從中脫身,我們必須投身于此,通過貢獻的藥理學去“寫屏”。我們只能通過這種技術、書寫的藥學來解除我們身上的癮,又被殘留的癮拖著繼續進行新的書寫——產生新的蹤跡、新的生命的外部化實踐。屏幕一次次將我們拖入迷幻的危險,而我們必須通過書寫找回絕境逢生的能力,讓激情與欲望重新穿透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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