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家《人生海海》:“解密”心靈的方式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 時間:2019年08月16日

  內容提要:麥家專注于諜戰題材,常能夠以極強的敘事能力和推理能力營造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他的新作《人生海海》突破了講故事的方式,雖同樣以“解密”的線索入手,但其中的歷史人性內涵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小說以童年視角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現了鄉村的環境和少年的成長經歷,對鄉土的熱忱、對童年的懷想以及英雄主義的家國情懷豐富了小說的整體內涵,使得小說在扣人心弦的“解密”同時提供了深度的思考空間。

  關鍵詞:麥家《人生海海》解密英雄主義家國情懷

  麥家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作家。正如本雅明所說:“口口相傳的經驗是所有講故事者都從中汲取靈思的源泉。那些把故事書寫下來的人當中,只有佼佼者才能使書寫版本貼近眾多無名講故事人的口語。”1麥家的經驗正是來自于自己過去的部隊生活,他的那些關于密碼破譯和情報勘探的故事內容,對讀者本身的閱讀智力就是一種考驗。麥家講故事注重敘事,通過繁復細密的敘述構筑,讓故事呈現出波瀾起伏、詭譎多變的面目。為了保持故事的精確和完整,麥家小說中的敘述者“總是不厭其煩地交代資料出處,有時是補充”2。他的故事常從一個較小的切口進入,進而展開無數種可能性,仿佛繁茂的枝葉,只有撥開重重迷霧才能窺得故事的真相。

  麥家專注于諜戰題材,他的作品與影視改編也聯系密切,因而,這些寫作常常被定位為通俗文學。對故事主題和外在形式的過分關注,導致麥家小說的另外一些重要內涵常常遭到忽視,這就是對鄉土家園命運的憂慮,以及對信仰、人性、英雄主義的家國情懷的思索。

  麥家的新作《人生海海》寫上校的傳奇一生,故事的主線是麥家拿手的“解密”,不過,麥家這一次不再專注于破解軍事密碼,而是在歷史的縱深中尋找和破譯心靈和人性的秘密,與此同時,對鄉土的熱忱、對童年的懷想以及英雄主義的家國情懷構成了小說豐富的肌理,使得小說在“解密”的同時提供了更具廣度和深度的思考空間。

  一“解密”心靈的可能性

  小說的主人公上校也叫太監,是全村最古怪的人,曾經的國民黨身份、紛亂的女性關系、受傷的經過、謀生的手段甚至養的貓都神秘莫測,甚至還有傳言說他最重要的地方受了傷。上校“像一座塵封久遠、織出多個鬼故事的老房子,你怕它又忍不住想進去看”3。盡管上校如此特立獨行,但“我”卻覺得他“像個英雄”,并對上校的秘密產生了興趣,開始逐步“解密”上校的人生。

  《人生海海》基本按照時間線索向前推進,從民國時期一直延伸到當代,貫穿了上校當兵、成為特務、離開部隊、回到家鄉的人生歷程。上校17歲參軍,參加過許多戰爭,半輩子都在戰場上。和容金珍、阿炳、黃依依相似,上校也是一個天才般的英雄人物,聰明絕頂,無師自通。他自學成為軍醫,后來加入國民黨,以開診所為掩護,做了一個刺探情報的特務。然而,超人的天分也伴隨著常人沒有的缺陷,容金珍精神脆弱、黃依依生性放蕩,而瞎子阿炳則沒有生育能力,上校的缺陷和阿炳類似,身體上的難言之隱使他一直沒有組建家庭,直到晚年發瘋以后才找到歸宿。麥家筆下的傳奇人物,往往結局悲慘,不是發瘋,就是死去。在這一點上,上校也沒能逃脫命運的安排,他被批斗和審問逼瘋,卻意外與自己年輕時的愛侶重逢,最終一切歸于平靜,上校在愛人的陪伴下過完了自己的一生。

  小說對上校的“解密”重重疊疊,抽絲剝繭,展現了作者極佳的敘事才華。作者從多個側面和角度層層深入,借助不同人物之口,如拼圖一般拼湊上校的故事。爺爺、父親、老保長、小瞎子、林阿姨還有上校自己,每個人都有故事的不同版本,“我”熱衷于搜集這些故事和傳聞,通過比照互證,去偽存真,一點點還原了上校的生命歷程。

  通過堅持不懈地搜集故事,“我”終于接近了秘密的核心,即上校小腹上的紋身。關于紋身的內容有著各種版本的傳聞,最終老保長揭開了謎團,那就是上校曾經做過女漢奸的“床上走狗”。腹部的紋身是上校一輩子的秘密和恥辱,為了守住秘密,上校寧可一輩子做光棍,寧可任由太監的流言四處傳播。當發現小瞎子可能看到了紋身時,上校殘忍地割掉了小瞎子的舌頭,并弄殘了他的雙手,讓他永遠無法透露秘密。

  腹部的紋身是上校最隱秘、最脆弱的地方,正如《解密》里容金珍的筆記本一樣。容金珍曾為701破譯了重要的密碼,但是一個普通的小偷偷去了他的筆記本,卻立刻擊碎了他昔日的榮光,使他發瘋。上校的紋身也是如此,當紋身可能被憤怒的人群當眾揭露的時候,上校也成為了瘋子。麥家曾經談到,他筆下的許多人物都是弱者,“但他們不甘示弱,并通過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譜寫了一曲曲強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為他們心里有理想,有個精神層面的目標。與其說他們是‘英雄’,倒不如說是有‘心靈’的人,心靈被一味放大的人,他們把自己的人生交給自己認定的理想和信念,為此堅忍不拔,寧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個人所能達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4。上校對信仰的絕對忠誠導致他無法容忍自己的秘密被發現,此時的上校已然成為一個弱者,只能采取瘋狂的、非理性的措施維護自己最后的尊嚴。

  在麥家的小說中,英雄人物的命運往往荒誕不堪。與杰出的才能相對應的永遠是隱秘的弱點,“大凡天才,他們總是一方面出奇的英敏,才智過人,另一方面卻又出奇的愚笨,頑冥不化,不及常人”5。英雄的這個弱點能戰勝神圣,徹底將其擊潰。或許在作者看來,這樣的偶然才是人生的常態,人生海海,命運無情的嘲諷與捉弄才是每個人不得不面對的考驗。

  不過,與容金珍在養老院孤苦終老的結局不同,上校最終獲得了愛的救贖。麥家曾提到,艱難人生的唯一辦法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給一個‘信仰’—它可以是一個具體的人或組織,也可能是一個虛無的人或組織,讓這個你終身信仰的‘人或組織’陪伴你,與你同呼吸、心連心,讓你變得堅強,變得寬廣,敢于去承擔,去挑戰,去贏得。”6作為一個真正有“心靈”的人,時間終將撫平一切傷痕,上校的紋身被愛人改成了一幅圖畫,畫上樹木成蔭,掛著燈籠,燈籠里的火焰將女漢奸的名字燃成灰燼,上校的心靈也終于得到了完滿和成全。

  二童年敘事與鄉村歷史

  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新歷史小說”瓦解了宏大的、整體性的歷史書寫,歷史開始呈現出破碎的、任意的、斷裂的面貌,合乎于邏輯理想的敘述開始減少,取而代之的則是個人的私有記憶和情感體驗。莫言的《紅高粱》繞開了意識形態的規約,從孩童的視角敘述鄉村與家族,孩童的天真純凈恰到好處地渲染了鄉村紅高粱般的原始激情和旺盛的生命力,更新了新時期以來的歷史體驗。以記憶為切入點,從兒童成長為線索書寫歷史經驗的創作模式在1990年代得到了延續。余華在那個時期逐漸脫離對暴力和血腥的迷戀,以《在細雨中呼喊》書寫成長的痛苦和歷史的傷害,飽含著對故鄉的復雜情愫。

  麥家的《人生海海》在這一方面承襲了“新歷史小說”的路徑。表面上看,小說中上校的秘密是引人注目的主線,但是細讀卻能發現,“我”的人生歷程同樣不可忽略,甚至更加重要,這也是麥家在創作題材上挑戰自我的一種嘗試。事實上,麥家突破諜戰題材的創作沖動早已有之,他早在訪談中提到,并不覺得自己的小說是諜戰小說7,《兩位富陽姑娘》《漢泉耶穌》等早期的小說,在結構方式上也會有意識向鄉土靠攏。有論者指出,麥家小說冰冷的數字背后,“回響的是久違了的溫暖的悲憫,終極的關懷和人性的吶喊”8。在《人生海海》里,歷史、鄉村、童年這些元素從背景走到了前臺。小說一開頭就帶領讀者來到了“我”的故鄉,一個“靠山貼水,屋密人稠”9的老式江南鄉村。鄉村的景觀風物,人與故事都成為了“我”成長經歷的獨特部分。小說與其說是一部“解密”類的懸疑小說,不如說是一部帶有懸疑元素的家族歷史小說。“我”充當了故事的敘述者,不同的人講述的故事,再通過“我”的理解進行轉述。兒童的視角自然有些單一和稚嫩,因而小說的前半部分就顯得破碎而模糊,而正是這種模糊,構成了推進情節發展的又一動力。“我”對看到和聽到的許多事情都不理解,例如上校為什么要傷害小瞎子?為什么爺爺和父親不讓我說出看到上校逃跑的事?這些問題對于一個兒童來說很難明白,而解答這些問題的過程也成為小說向前推進、撥開迷霧的手段。

  成長的痛苦和孤獨也是小說的主題之一。道德的衰落、秩序的潰散、親情的缺失致使當時的鄉村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暴力、傷害和背叛反而成為常態。麥家曾說“青春其實是很苦悶的,孤獨是青春的通病”10,“我”在小說中也始終是一個離群索居的少年形象。“我”的朋友本來就少,自從大家知道爺爺向公安部門舉報了上校,“我”更是遭到了同齡人的欺凌。我的桌子被劃破,老師同學也都用陰陽怪氣的腔調和“我”說話。“我”想帶上一把小刀,在受到欺辱時訴諸暴力,但是爺爺卻告訴我必須忍受。此時的“我”仿佛余華《在細雨中呼喊》里的孫光林,忍受著絕望和凄苦的生存境遇,父愛的缺失、朋友的遠離、爺爺的背叛又讓“我”無法從親情和友情之中尋找力量,只能在孤獨中愈陷愈深,最后不得不被迫離開故土。

  《人生海海》雖說從兒童視角切入,但又不僅僅局限于兒童的觀察,隨著“我”的成長,理性的成人敘述開始介入其中,上校的秘密也隨之被揭露。伴隨成人視角的加入,小說來到了當下時空,兩個時空和兩種視角的交叉,既展現了鄉村生存的原貌,也表達了作者理想的思想文化訴求。

  三記憶書寫的多重維度

  《人生海海》以回憶的方式結構整個故事,小說的敘述者可以看成是一個成人,他以童年的自己的眼光,回顧了一段鄉村的往事。按照柏格森的理論,記憶有兩種存在方式,第一種記憶由習慣構成,憑借大腦如實地保留過去的每一個事實,而第二種記憶則是純粹的精神活動,它是不斷累積和滾動的,“總是受制于行動,位于當前意識,并且只著眼于未來”,柏格森認為,第二種記憶才是真正的記憶,它“不再向我們表現往昔,而是表演”11 。哈布瓦赫發展了柏格森的思想,他提出了“集體記憶”的概念。哈布瓦赫認為,“存在著一個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從而,我們的個體思想將自身置于這些框架內,并匯入到能夠進行回憶的記憶中去”12 。在哈布瓦赫看來,個人的記憶很難單獨存在,個人會從身邊的人身上找到共同點,用于補充自己的記憶。在《人生海海》的故事里,就存在著兩種記憶的維度。

  第一種是個人日常生活的記憶維度。小說從“我”的成長經歷展開,包括了“我”在鄉村的孤獨童年,被迫出國,在國外的悲慘生活以及歷經艱辛之后終于重回故鄉的人生歷程。其中,鄉村的自然風光、風俗習慣、飲食穿著、日常娛樂都提供了切實的日常感受。比如,小說就常常寫到上校在家做飯的細節,食物的氣味“從鐵鍋里鉆出,從窗洞里飄出,隨風飄散,像春天的燕子在逼仄的弄堂里上下翻飛”13。去上校家“揩油”、聽故事也成為“我”的最佳娛樂方式。類似的日常個人的記憶根植在“我”的心中,正是這些質地厚重的真實觸感,成為在外漂泊多年的“我”的精神支柱。

  除了個人的童年記憶,歷史維度上的“集體記憶”也是小說展開的一種方式。麥家的小說雖然一般聚焦個人,但其背后卻具有深重的歷史反思。麥家自己也談到,現在的很多寫作一味地書寫庸俗人生,充斥著欲望、陰暗與丑陋,“直接代價是把人格的光輝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起來的精神脊梁,我們再也無力肯定一種健全、有信念、充滿力量的人生了”14 。因而,他始終堅持將個人放在民族的大環境中進行表現,肯定信仰和精神的力量。《人生海海》也從歷史的維度,將個人放在集體的視域中來解讀人性的光輝。哈布瓦赫認為,“集體記憶”能夠修復和補充個人記憶,還能對社會運轉起到維護作用:“對于個體來說,的確有大量事實以及某些事實的許多細節,如果沒有別人保持對它的鮮活的記憶,個體就會忘掉它們。然而,另一方面,只要在構成社會的個體及群體之間保持觀點上充分的統一性,社會就可生存。”15《人生海海》的時間線索很長,串聯起了從民國到新世紀的各大歷史事件,每當提到某個歷史事件時,小說不僅僅有“我”的視角,往往還有其他視角的補充和證明。其他視角可以是爺爺、父親、上校或是老保長,針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記憶可能同時出現,也可能穿插在不同的時間。例如關于上校為何被軍隊開除回鄉,就是在小說的最后部分借由林阿姨的記憶展現出來的。《人生海海》對“集體記憶”敘事的運用,恰恰和哈布瓦赫的觀點相吻合:“記憶是一項集體功能。”16通過記憶對歷史的展現,如徐賁所言,并不是要將歷史視為一種線性的事件,恰恰相反,“記憶迫使我們將歷史作為一種生動的話語,強調現在的獨特性”17。《人生海海》通過對記憶的多重敘述的轉換,事實上展現了復雜的歷史,個人的和集體的,現實的和想象的,真實的和虛構的。多重的歷史線索重現了麥家的迷宮結構,“藏頭掖尾,真假難辨,時常有種秘中藏密的機關不露”18 。讀完小說,最終的謎底、歷史真相也許都不是最重要的,現實當下才是人生的最終落點,正如小說說的,“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19 。

  結語

  《人生海海》用“解密”的方式展露的上校的人生經歷,也同時彰顯了“我”作為一位普通的鄉村少年所遭遇的童年生活與成年記憶。麥家筆下的上校是一個有“心靈”的人,一個有著堅韌的理想信念,盡管忍受著痛苦和折磨也要堅持活下去的人,他的晚年雖然陷入了瘋狂,但是已經把自己的人生信仰交到了林阿姨手中,美好而堅貞的愛情最終消解了一切丑惡、仇恨和歷史的重重迷霧,人性的真諦也終于獲得“解密”。在小說的后半部分,麥家解釋了小說題目的內涵:“人生海海—這是一句閩南話,是形容人生復雜多變但又不止這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樣寬廣,但總的說是教人好好活而不是去死的意思。”20受到了上校的精神鼓舞的“我”雖然同樣遭受著生活的考驗,但還是決定要好好地活,也成為一個有“心靈”的人。通過“我”的童年回憶性書寫,《人生海海》反映了深深銘刻在同時代人身上的共性,一種個體與歷史變革的雙重印記,當鄉村和歷史被賦予了成長的維度,一代人的疼痛、迷惘和失落也在信仰和人性的光輝中得到救贖。

  注釋

  1 [德]本雅明:《講故事的人》,《啟迪:本雅明文選》,[德]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96頁。

  2李歐梵:《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和創新——以麥家的間諜小說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2期。

  3 9 13 19 20麥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27、3、29、305、306頁。

  4 6 14 18麥家:《非虛構的我》,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126、132、158頁。

  5麥家:《解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頁。

  7何映宇:《麥家:我寫的不是諜戰》,《新民周刊》2011年第48期。

  8張光芒:《麥家小說的游戲精神與抽象沖動》,《當代文壇》2007年第4期。

  10麥家:《致十八歲》,《青年作家》2010年第9期。

  11 [法]柏格森:《生命的盡頭》,唐慧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頁。

  12 15 16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303、304頁。

  17 Ben Xu, “Contesting Memory for Intellectual Self-Positioning: The 1990s' New Cultural Conservatismin Chin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1, No. 1 (Spring, 1999), 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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